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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要讨论城乡融合，我们需要将以房地产市场化为重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和中央强调城乡融合的城镇化战略的历史渊源解释清楚。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1985年，中央适时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战略，这符合当时城乡关系的具体情况。1993-1994年三大赤字危机爆发，导致1995年陷入发展困境。同年，由11个国家部委联合组成的城市化课题组，对于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面对90年代财政困难、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课题组提出的多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设想的大方向仍是认同城市化。课题研究历经多年，各种政策报告先后提交中央，到2005年，中央明确提出新农村战略，并认为要用城镇化来实现中国的城市化。时任领导人明确强调我们要加快城市化，但中国的城市化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将城市化与城镇化做区分，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化并不是依靠发展大城市的方式实现，而是要依靠发展城镇来推进城市化。城镇化的提法与新农村建设的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战略明确提出要搞县域经济，因为农村企业发展最合适的、低门槛的集中地就是城镇，所以县域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中小企业发展，二是城镇化。用这两个支柱支撑县域经济，以县域经济带动新农村建设。这是2005年国家“十一五”计划明确提出的发展战略。此时，城镇化作为符合中国本土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被提出，明确了它与新农村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密切联系。

但这个阶段另一方面的情况值得我们高度注意。2001年，美国爆发新经济崩溃的经济危机，同年爆发911事件的政治危机。在这两大危机的打击之下，美国大量的资本转移进入中国。2003年中国成为FDI（外国直接投资）最高的国家。大量外资涌进中国，而资本需要相对集中地占有土地形成工业区，进而形成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产业集群获得集约效益。于是2003年以后，客观形成了一波城市化高潮。外资进入中国时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以大城市为中心带动周边城市形成城市集群，产业集群叠加城市带的发展路径被资本所驱动是客观发生的。这种资本集中的方式和产业结构形成外资拉动型或外需拉动型的高增长，但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高增长意味着对内需要快速集中地占有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等要素。

纵览1985年到2005年这个阶段，我们经过长时间讨论形成的以适应本土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逐渐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战略并未完全落地，实际的发展因外资大量进入带动沿海形成特大城市圈，确定的政策导向与实际发展的客观结果出现了差异。

激进城市化的发展过程需要大规模征占土地，这个过程中，地方获得了非财政的预算外收入，大量资本进入土地资本化过程形成房地产资本的强势崛起，各大金融机构积极配合向房地产市场输出大量资金，形成房地产市场金融化的客观局面。客观来看，大城市的超前发展使得资本过度集中，集中于大城市的过量资本又要求将各类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源等）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资本化过程中获取收益，客观形成了城市资本的利益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也因此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