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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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附燧在“冒烟”，“敌军”从展柜后侧出现，现存最大敌台、最陡墙体浮空呈现……近日，由天津大学与天津市文物局合作的《虚实之间·发现长城——飞越天津长城》数字展在天津博物馆开放，吸引了无数热爱长城文化的观众。其中，黄崖关附燧遗存“上演”多烟传烽，首次数字化揭示长城多烟传烽的“秘密”，大受欢迎。

19分钟飞越40公里

该展陈主要通过五面屏大型沉浸式装置、手机随身增强现实、3D打印实体模型、历史场景复原四种多媒体展示手段为观众解密长城。进入展厅，如同“亲身飞越”天津长城全段，这种体验是前所未有的。标志着全国拥有长城资源的15个省区市中，天津市率先实现域内长城的全段实景化、沉浸式、数字化展示。

“飞越天津长城”是指观众可以“座舱视角”，在19分钟内“飞越”西起天津与北京平谷、河北兴隆交界的长城“三界碑”，东至天津与河北遵化马兰峪及清东陵景区长城交界点的全长40公里的天津长城。天津长城的各处资源、特色遗存、沿线风光都通过五面屏立体展示给观众。

“多烟传烽”传承长城文化

“烽火传递”是中国古代高效、及时的主要军事预警方式，遇有敌情，白天燃燧（狼粪），夜间点烽（火），在烽燧相望之间，广域国土警讯日达，使长城与各军事聚落、中央与边疆形成了信息统筹联动的整体。

“台上点烟、孤烟传烽”是以往公众所认知的长城烽火台传递信号的场景，“实际上，明代烽火台上立有军旗、建有铺房，为戍卒安身且‘栖火器’之所，台上点烟无法满足烽燧燃放的安全需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哲介绍，明代已采用“多烽预警”制度，这与以往认知的烽火台顶部“孤烟传烽”场景有悖。

李哲团队经过近3年艰苦野外作业,定位、踏勘、测绘了历代长城沿线的附燧遗存，揭示了附燧是理解中国古代长城多烟传烽的关键一环。

“如何相对高效地进行长城附燧遗存普查和数字化展示”是李哲团队的难点，结合中国长城遗产在线资源库，李哲团队进行图像调取与快速筛查，在长城资源调查登记的29510座烽火台/敌台中，完成了300余处疑似附燧遗址的位置标定，初步实现了数字化展示明长城黄崖关附燧“多烟传烽”历史场景。

已确认明长城有162处附燧遗存

“长城附近多数附燧由于缺乏认定与保护，已呈现土包石堆样式，有的还受到植被遮挡，即使勘察人员站在相对高点,因视野高度及视角有限亦难以发现。附燧布局形态上呈现5个或10个成组规则排列的特点，因此，无人机低空遥感视角相比于地面测绘更易于发现和辨别附燧遗存。”李哲说，确认为附燧遗存后，利用无人机在5米至50米的相对高度进行遗址及周边地形的摄影测量，处理高重叠率照片得到点云数据,进而构建三维模型，可快速获得厘米级精度的附燧遗址单体尺度、地形高程等参数信息，最后对遗址的数据样本进行存档、分析。

李哲团队走遍河北、天津及辽宁等9省市区，共计定位、测量、踏勘了162组附燧，有662个设施单体，基本证实了附燧在明长城沿线的历史应用。李哲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附燧遗存将褪去历史的蒙尘，逐步清晰地呈现明代“多烽传烟”真实场景。

数字化保护复活“非活态”遗产

多烟传烽的历史自春秋延续至明代,其军事智慧被历代传承。李哲表示，两千多年历史中，城防、海防、边防的古代军事通讯记载都体现出“多烟传烽”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的普适价值，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历史智慧。附燧作为多烟传烽制度的载体，虽然是军事历史建筑中的小型遗址,但其针对不同地形、气候的体系化发展,具有宏大的军事工程智慧。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一国家重大举措要实施的五大工程中，“研究发掘、保护传承、数字再现”三项工程都是以长城资源的充分挖掘和价值认知、内涵阐释为核心基础。

对于长城这样“非活态”的古代军事工程遗产，如何复现真实可信的历史场景是难点。因此，李哲团队开展跨学科联合的基础性研究及调查，对附燧开展家族化梳理及数字化归档，对功能与使用场景做可信回溯，具有重要的意义。